隆兴寺摩尼殿倒坐观音。

鲁迅故居书桌上的倒坐观音照片。

步入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穿过庄严肃穆的佛坛区域，转身面向北壁，一幅震撼人心的艺术杰作便豁然呈现于眼前——五彩悬山倒坐观音。这尊高3.4米的宋代彩塑，以其独特的姿态、生动的表情和精湛的工艺，打破了宗教偶像的呆板样式，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巅峰成就的代表。

隆兴寺倒坐观音不仅以卓越的艺术成就名垂青史，更因其与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鲁迅先生的奇妙缘分，而获得了超越宗教艺术本身的文化意义。这尊将“神性”与“人性”完美融合的艺术杰作，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在千年之后与一位现代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关于生命、关于文化的“精神对话”。

千年古刹中的艺术瑰宝

在正定古城众多古迹中，隆兴寺无疑是最璀璨的明珠。这座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的千年古刹，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修缮扩建，形成一座规模宏大、布局完整的佛教建筑群，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誉为“京外名刹之首”“古建艺术宝库”。

在隆兴寺众多殿宇中，摩尼殿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和精美的内部造像而独树一帜。这座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的殿堂，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罕见的艺术珍品。1932年，当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摩尼殿时，便为之惊叹不已，直言“这种的布局，我们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在宋画里见过”，并称赞其为“艺臻极品”“世界古建的孤例”。摩尼殿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特色，是其重檐歇山顶与罕见的“四出抱厦”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古建中十分少见的十字形布局。这种复杂而精巧的屋顶结构，将宋代建筑艺术推向了极致。

摩尼殿内部空间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最令人惊艳的艺术杰作莫过于佛坛背面长15.7米、高7.5米的五彩悬塑壁。塑壁之上山石嶙峋、碧波荡漾，天神、罗汉踏云而立，居于画面正中央的，便是那尊令无数观者为之倾倒的倒坐观音像。这幅立体画卷，以雕塑与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将观音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普陀珞伽山的壮观场景微缩于壁面之上。

关于摩尼殿及其倒坐观音的始建年代，学界曾有过不同见解。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发现的多处墨书题记证实了梁思成当年的判断——摩尼殿确为北宋原构。而对于倒坐观音的塑造年代，研究者通过对嵌于五彩悬山下部须弥座处的《重塑背坐观音圣像记》碑文考证，确认这尊观音像始塑于宋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由真定府善人杨朋发起，百余名信众捐资对其进行了修补妆严，但塑像的主体和风格未作大的改变。这一结论与梁思成“宋代原塑，但后世涂改不少”的观点基本一致，解开了这尊艺术珍品的身世之谜。

“东方美神”的艺术魅力

“倒坐观音”之所以得名，源于其独特的方位设置。与常规坐北朝南的佛像不同，这尊观音菩萨坐南朝北，与大殿的坐向相背，故称“倒坐”或“背坐”。这一非常规的布局并非随意为之，而是蕴含着深刻的佛教思想。正如一副有关于此的对联所云：“问菩萨为何倒坐，叹众生不肯回头”，意指观音菩萨虽愿普渡众生，但众生往往因迷惑而无法觉醒，故以观音的倒坐形式体现佛教普度众生的宏愿。

摩尼殿倒坐观音头戴精美宝冠，项饰华丽璎珞，帔巾如薄纱般自肩下垂，身着红色长裙，肌肤润泽，宛若真人。其姿态更是突破了传统佛教造像的庄严范式：头微右侧，身略前倾，左足自然下垂踏于莲台之上，右腿屈膝搭在左腿之上，右手绕膝轻抚左腕，呈现出一种闲逸潇洒的坐姿。这种自然随性的姿态，被艺术史家视为宋代美学“自在随心”风尚的完美体现，也是佛教造像从“神性”向“人性”转变的重要标志。从技法层面分析，雕塑者运用了高超的塑绘结合技法，泥塑基础上施以五彩，衣纹流畅自然，肌肤质感逼真，佩饰精美细腻，整体既统一又和谐。这种综合艺术表现形式，既承袭了唐代杨惠之创立的壁塑传统，又融入了宋代写实主义的审美趣味，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雕塑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

这尊塑像最令人称奇的艺术特色在于其表情与眼神的塑造。观音面容恬静秀丽，那双智慧深邃的凤目微微俯视，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流露出和蔼可亲的神态。更神奇的是，观者无论站在殿内哪个角度仰望，都会感觉观音的双眼在注视自己，由此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交流。梁思成先生当年考察隆兴寺时，曾对此赞叹不已：“你们看倒坐观音和别处的一样吗？她多么富有人情味。你在她前边哪个方向看她，她都能转睛看着你、俯视着你，似欲和你交谈。”这种眼神“互动”，使冰冷的泥塑焕发出生命温度，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至高境界。

鲁迅与倒坐观音的不解之缘

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鲁迅故居（北京鲁迅博物馆）内，有一间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斗室。这个狭小空间，被形象地称为“老虎尾巴”，是鲁迅先生在北京居住时的书房兼卧室，也是他创作《野草》《彷徨》等文学经典的精神领地。在这简朴的空间里，一张普通的三屉木桌靠东墙而放，桌上陈设砚台、笔架、茶杯、烟缸、煤油灯等日常用品。一个斜靠东墙的精致相框内，镶嵌着一张约7寸大小的黑白照片——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倒坐观音的影像。这张照片陪伴鲁迅先生度过了在北京的创作岁月，成为他书桌上唯一长期陈列的艺术品。

1923年7月3日，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一同来到北京王府井附近的山本照相馆。山本照相馆由日本摄影师山本赞七郎于1895年创办，专门拍摄中国自然与人文景观，制作成明信片或收录于介绍中国的书籍中销售。山本在1907年至1912年间拍摄了正定隆兴寺的一系列照片，其中包括多张摩尼殿倒坐观音的影像。鲁迅先生一见这尊观音像便被其独特魅力所吸引，立即买下照片带回住所，将其置于书案之上，直至离开北京。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先生获得倒坐观音照片的时间比梁思成先生考察隆兴寺早了整整十年。鲁迅先生为何对这尊观音像情有独钟呢？从现有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几个深层次的原因。首先，倒坐观音突破传统的艺术表现深深吸引了追求创新的鲁迅先生。他评价这尊观音像“把神人化”了，与传统宗教造像“把人神化”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认为这是塑造史上一个里程碑。这种突破常规、颠覆传统的艺术精神，与鲁迅本人的文学革命主张不谋而合。其次，这尊倒坐观音不再是高高在上、威严不可亲近的神祇，而是具有人性温度、能与观者情感交流的“人化”形象，这一点与鲁迅先生“立人”的思想高度契合。再者，在当时狭小的“老虎尾巴”内，面对社会的黑暗与内心的苦闷，这尊闲逸潇洒、超然物外的观音像，或许给内心压抑的鲁迅先生带来几许心灵慰藉。鲁迅先生称其为“东方美神”“最美观音”，足见其审美上的高度认同。

应该说，倒坐观音与鲁迅先生这段奇妙缘分，堪称一场古代艺术与现代思想的“精神对话”。一方面，鲁迅以其敏锐的艺术眼光和深刻的人文思想，发掘并诠释了这尊宋代彩塑超越时代的价值；另一方面，倒坐观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鲁迅的精神世界注入了美的滋养和思想的启迪，见证了《野草》《彷徨》等文学经典的诞生过程。这种双向互动，使宗教艺术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也使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找到了传统的回响。

如今，当游客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老虎尾巴”复原陈列室，仍能看到那张倒坐观音照片静静地斜靠在书桌右上角，仿佛仍与主人进行着无声的对话。而在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内，那尊历经千年沧桑的倒坐观音依然以其恬静微笑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经常有人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这不是鲁迅先生摆在书桌上的菩萨像嘛！”——京冀两处文化空间，因一尊倒坐观音像而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中国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